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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去年“营改增”带来的万亿元减税效应，今年我国减税降费力度不减。 继出台增值税税率下调的政策之后，4月9日召开的国务院例行吹风会上，财政部副部长程丽华透露，为确保减税降费落到实处，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正抓紧制发操作文件，确保及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与此同时，相关部门还将加快推进非税收入立法进程，研究制定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条例，进一步规范“费权”管理。 在此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清理规范涉企收费也成为一项重要内容。2016年财政部开始加大对非税收入管理，两年来，企业非税收入有了明显的改善。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3月，全国非税收入同比下降7.5%，比去年同期回落18.1个百分点。 降费“两难”选择 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来，各省的非税收入纷纷呈现稳中下降的趋势。根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包括内蒙古、河南省、山东省、安徽省、湖北省等省份公布各市县一季度财政收支数据中，非税收入的增幅都有所下降。 以山东省潍坊市为例，其一季度财政数据显示，税收收入完成118.4亿元，同比增长12.6%；非税收入完成31.3亿元，下降0.8%。和潍坊市不到1个百分点的下降幅度相比，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一季度的数据更为直观。 根据安庆市大观区一季度财政收入数据看，1—3月份，其非税收入累计减少1246万元，下降幅度为65.9%，税收收入增长2976万元，增幅为16.7%，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的此消彼长。 对于税收收入结构变化，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各地全面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取消或停征部分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等相关措施，在短期形成了财政减收的局面，但长期看却优化了财政收入的结构，提高了财政收入质量。 目前我国的非税收入主要包括除税收以外，由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国家权力、政府信誉等取得的各项收入，具体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罚没收入等。 4月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减轻市场主体负担。会议指出，清理规范的范围扩展到还涉及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住房公积金，以及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等方面。 “在2017年降费6000多亿元的基础上，2018年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4类政府性收费降费措施。预计全年可减轻企业负担2506亿元，加上发改委出台的降低经营服务性收费等措施，预计全年合计减负超3000亿元。”程丽华表示。 “清理非税收入对企业来说减轻了负担，但对地方政府来说，财政收入的大幅减少，支出责任却在逐渐增大，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地方举债被严格禁止后，政府的财政压力倍增。”4月12日，一位地方财税系统人士告诉记者。 该人士坦言，目前有些地方出现养老金亏空特别严重的案例，且养老金缺口每年都在加大。“为了稳定，有些地方政府只能通过银行贷款来支付养老金，但这种情况又会增加政府的负债，很多地方政府其实是没有税权的，未来改革依然很难。” 值得注意的是，在收入结构逐渐优化的背景下，中央7000亿元减税降费背后，是地方政府如何保障其收入来源的难题，进而为更多的支出责任买单。 加快非税立法研究 在此之前，2016年3月，财政部曾颁布实行《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以行政法规的模式明确非税收入管理应当遵循依法、规范、透明。在此之前，2016年3月，财政部曾颁布实行《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以行政法规的模式明确非税收入管理应当遵循依法、规范、透明、高效的原则，而各级财政部门是非税收入的主管部门。 此次将非税收入管理上升至“条例”管理，是非税收入从大规模行政清理走向规范化的一个重要信号。在财政部年初公布的2018年立法工作安排中，明确指出，今年将对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条例开展立法研究，争取尽早形成一定的立法成果。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说，制定非税收入管理条例后，对非税收入的管理将会更加严格、规范，且以条例形式存在后，会使整个征管实现法制化管理。 “不完全统计，各省（区、市）自主清理本地区行政事业性收费超过770项，其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平均减少至12项左右，其中涉企收费平均减少至3项左右。”程丽华说。 2013年以来，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由185项减少至49项，减少幅度超过73%；其中涉企收费由106项减少至31项，减少幅度超过70%。政府性基金由30项减少至21项，减少幅度为30%。目前，保留的收费项目，主要涉及生态补偿、耕地保护、资源类收费、政府还贷公路收费、考试收费和教育收费等。 去年以来，黑龙江、江西、安徽等省份先后启动了地方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条例征求意见或者实施。不过，由于非税收入涉及到中央和地方各个部门的利益，且是多年累加，如何判定非税收入项目的合法与不合法、以及用何标准判定等问题也是决定其推行的一个重要因素。 辽宁大学地方财政研究院院长王振宇表示，以往的改革，大部分都停留在部门层级上，如教育事权改革由教育部负责，民政事权由民政部负责，以此类推。长期形成的中国特色“条块”结合治理模式短期内难以改变，所以要把握好“条块”的边界。以部门为主导或者财政部会同其他部门的设计形式需要改革，要引入第三方专家设计机制，跨越部门主导设计的狭隘性，这样的设计才会更加公平。 他认为，财税体制改革是个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过程，所以顶层设计必须高屋建瓴，倡导“零基改革”。“如果不突破既得利益，继续选择增量改革模式，其边际效益会越来越低，甚至产生负向激励，为此要突破过分部门主导模式，也不能采取‘现行做法+转移支付’的简单文本化形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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